贺延光_拍出小平你好那张照片的摄影名家(1)

■商报记者焦素芳／文程实／图
也许你不知道贺延光是谁，但你一定知道３５周年国庆时那幅“小平你好”的照片，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贺延光。在他２５年的新闻摄影生涯中，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，都有他拍摄的宝贵影像。
　　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，在河南商报“影像河南，影响中国”的论坛现场，记者见到了贺延光。
　　他有着棱角分明的面孔，一看就是那种洋溢着英气和正气的硬汉子。然而他的眼睛是温柔甚至带着忧伤的。就是这双眼睛，捕捉到了历史灵光乍现的一瞬，也成就了照片背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。

　　天安门事件后第一次感觉到摄影的力量

　　１９６６年的时候，贺延光初中毕业，也就在那一年，一场十年的浩劫开始了。贺延光当红卫兵，走南闯北地大串联；做知青，上山下乡插队。可以说，那个年代的热闹事，贺延光都赶上了。那时候有照相机的家庭实在太少，但贺延光家里有一台，是那种老式的１３０相机。可贺延光不会摄影，很长一段时间，相机在他手里就像个玩具。即使后来插队，到了白山黑水的黑龙江，他也只是为战友留个影。若干年后，贺延光想起这段时间，越想越后悔。因为很多事情一去就再难返回，当时你没有拍到，现在再想拍，已经不可能了。
　　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，贺延光骑车在路上，听到街上的大喇叭播发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，满街的哀乐声，贺延光当时就掉泪了，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他甚至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，广播里关于总理的评价，只提到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”，但并没有说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”，那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崇高的评价。
　　那一年贺延光２５岁，是当时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，是很被看好的“三结合”重点培养对象。但贺延光跟许多正直的民众一样，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方式，对他而言，这种选择是性格的必然。他和８０多个同事上街买花和松枝，扎好花圈，４月１日上午，他们抬着花圈，经过半个多小时，才靠近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。贺延光回忆说：“你无法想象，那一天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情景，到处是人，是花圈、黑纱和挽幛。当我们开始唱《国际歌》的时候，人群里有多少声音在跟我们一起唱。”
　　就在那种激愤的情绪中，贺延光突然想起拍照片了。他拿着家里的相机，又跑去找朋友借了一台，一共拍了两卷。拍完了没地方冲，只有自己冲洗。他偷偷地把胶卷包起来，埋在地下，用蜡包起来。
　　激愤给贺延光带来了７个月的牢狱之灾。两年后，天安门事件平反。被抓的几百人中，贺延光是被平反的第一人。他把大家的照片收集起来，自己编辑出版画册，办展览。当汹涌的人流涌进会场的时候，贺延光真的没想到，这些业余摄影者的照片能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。平生第一次，他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。

　　真实的照片让我听到了历史的足音

　　１９８１年，贺延光进入刚刚复刊的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当了一名摄影记者。但真正到了这个位置上，贺延光突然心虚了。那时候的他，一点也不了解摄影。光圈、光系等专业理论，他更是陌生。贺延光压力很大，幸亏那时候会照相懂照相的人不多，这给了他一个缝隙，给了他一段快速进步的时间。
　　那几年，贺延光经常到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去拜老师，还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大学听课。他往教室里一坐，就专心地听起课来，那么久的时间，竟没有人怀疑他是假学生，现在贺延光想起来还觉得匪夷所思。
　　除了听课，贺延光学摄影的途径还有一个，就是《人民画报》的封面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，这些沿袭了多年的照片都是一个模式的。但那个年代拍照片的模式就是这样，在文化宫听课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名记者，洋洋得意地给学员讲，他在黄浦江拍照片的时候，怎么调动千军万马，不是一条船，是很多船，开来开去，然后画出很多漂亮的线条来。当时贺延光想起了在干校的时候，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采访，那个记者要求几百个学员挑着担子，给地上粪，并要求走出“之”字形。一遍一遍地走，不行再来，大冷天，学员们没有一句怨言，都认为配合是应该的。
　　几年以后，贺延光在朋友家看到了一本画册，画册的名字是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》。看到那些照片，贺延光突然呆住了。真的是呆住了，那些照片，不是报纸上常见的高、大、全，不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但贺延光却突然从那些照片中看见了自己曾经亲历过的历史。
　　有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北京街头。画面上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路旁边是落光了叶子的树，每棵树上都钉着牌子，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等语录。这上面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点血雨腥风和惊涛骇浪，但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，这就是那十年的真实写照。
　　还有一张，是一个小伙子骑着小车，那种很普通的平板车，在故宫兜售可口可乐。可能摄影者刚走到他跟前，小伙子举着可口可乐喊：喂！哥们来一瓶！照片的背景是金碧辉煌的故宫太和殿。这张照片没有标时间，但你能看到，世界名牌就这样走进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走进了刚刚打开窗户的中国。
　　还有那些学交谊舞的机关干部、那些戴着墨镜穿着喇叭裤的长发青年……看这些照片的时候，贺延光好像傻了。所有的人都身在其中，但是等你反应过来了，那一页已经过去了。是这真实的照片又让你听到了时光的足音。贺延光想，这才是真正的照片啊！

《民主进程》：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，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发出“我反对”的声音。贺延光作品
　　

《日军侵华老兵卢沟桥谢罪》：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９日，９１岁的日军老兵在卢沟桥上谢罪。贺延光作品

　　

抓拍“小平，你好”

　　
　　１９８４年，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时候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任职的贺延光走上街头拍照。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，在快要走到人民文化宫门口的时候，突然打出了“小平你好”的标语。贺延光当时站的位置比较低，他的前面都是一些观礼的外国人，他突然感觉心头一动，几乎是非常下意识的动作，贺延光举起照相机连拍了三张。拍完之后，他感觉到自己可能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。因为他从中学时代起就经常在天安门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游行，那个时候人们喊的口号是某某主席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，现在突然出现“小平你好”这样的直呼其名，让人意外却倍感亲切。
　　这张照片后来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很多外国人都不会想到中国会有这么一天，大家会直呼其名地喊一个领导人的名字。贺延光后来面对采访说，我想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，这是第一次，中央领导人从天上回到了地上。

　　
　　不了了之的检查

　　

《长江水患》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２日，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，一户农家在洪水中漂流。贺延光作品

　　
　　１９９８年，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。九江附近的几个县都被淹了。８月７日中午，贺延光正准备去一个灾民点采访。同住一个屋的部队干事说，你怎么还不走，大堤决口了！贺延光当时就跳了起来，电视上不是说固若金汤么？干事说赶紧下楼吧，不走就来不及了！
　　贺延光坐车来到街上，看见了大群惊慌逃难的群众。他摇下车窗，问路边的警察哪里出事了，警察说在开发区，贺延光就让司机把车往开发区开。车迎着水终于走不动了，远远地，他看见了江边三十多米的决口，麻袋、汽车、船刚推下去就被卷得无影无踪。贺延光给报社打电话问发不发，几个领导一商量，最后拍板说发！
　　那天贺延光发短信一直到凌晨一点多。消息见报后，中青报因为擅自报道重大灾难，被上级勒令检查。检查写到第三天，晚上九点多的时候，朱镕基总理来到了救灾一线。当时贺延光正站在走廊里，碰到几个干事，贺延光问其中一个比较熟悉的摄影干事怎么还在这里，他说首长刚开完会。贺延光赶紧问：“有什么消息透露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四条，最后一条是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。”这对贺延光太重要了，他抓住干事的胳膊问：“你说得准确不准确？”干事说：“这是军长刚说的。”贺延光高兴坏了，抓起电话就给报社打电话。晚上十点钟，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第一条，播的就是九江决口，一个大汽车沉下去的画面。贺延光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明天的那个检查，应该不会有了。

　　
　　地雷挖出来时头发都竖起来了

　　
　　２００２年，广西边境大排雷，贺延光来到了部队，要求去排雷现场，广西军区的同志：“不行，我们的教官给士兵讲课，讲地雷，结果把自己都给炸了，现在这个人双目失明，还在北京４０１医院。”贺延光说：“我就是来采访这个的。”军区领导说：“这个好办，我们找几个战士，穿上工兵服，到山坡上演练一下，保证配合你完成任务。”贺延光说：“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不到现场就拍不出照片。”软磨硬泡之下，军区领导最后派车把贺延光送到了龙州，跟排雷小分队一起出发了。
　　贺延光曾到过老山战场，也曾见过血肉横飞的场面，那时候他感觉敌人是在对面，离壕沟里的自己还有一定距离。但现在，贺延光突然觉得，这排雷更加可怕。因为在你的前后左右，甚至脚底下都可能有地雷存在，你不知道哪一刻，它就在你身边爆炸了。
　　当时贺延光走在中间。当分队长把一个地雷颤巍巍地挖出来时，贺延光趴在距地雷只有两三米的地方拍特写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的每根头发丝都竖了起来。
　　贺延光在山上拍到了一个村民。这个沿着工兵战士踩出的小路爬上来的村民，告诉贺延光他要到边境那边去，通知那边的亲友，过几天他的儿子要结婚，请他们过来喝喜酒。贺延光用这个图片作了组图的结束。

　　
　　离ＳＡＲＳ患者的距离只有一米

　　

《面对生命》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，一位ＳＡＲＳ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，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。贺延光作品

　　
　　２００３年，非典开始在广州和北京蔓延。贺延光想起了５０年前战地摄影大师罗伯特·卡帕，倒下时留下的一句话：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于是，贺延光来到了收治ＳＡＲＳ患者的北京地坛医院。
　　在医院拍摄时，他离ＳＡＲＳ患者最近的距离只有一米，这是一声咳嗽都可能令人倒下的距离。他在医院呆了１８天，拍下了两千多张照片。贺延光忘不了在他的镜头前，一个被全力救治的患者突然咽了气，房间的空气突然凝固了，浑身汗水筋疲力尽的医生，久久地站在遗体旁，一个麻醉师跑到走廊上忍不住哭了。那一刻，贺延光镜头后面的眼睛也溢满了泪水。
　　在贺延光离开医院的那一天，他在门口看到了两个老人。老人的儿子十三岁考入大学，到美国读博士，后来到江西去办学。知道北京开始流行非典，不敢来。但北京的卫生部长讲了话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没有几个人感染，不影响旅游。”结果他来了，最后死在了地坛医院。他年迈的父母最后看到的只有他的遗物。
　　这样的例子，贺延光看到了许多。几乎每一次，这个硬汉子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他在《生命备忘录》里写道：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，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。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，抗击ＳＡＲＳ的胜利才有意义。
　　贺延光离开医院不久，听说一个他尊敬的摄影师在医院让护士面对遗体摆拍。他打电话问这个记者是不是有这个事，那个记者说有。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碰到这么一个情节，但是手忙脚乱没有拍好。贺延光生气地说照片既然能够这么拍，你为什么要进病房啊？你为什么不找个摄影棚，随心所欲地拍！读者也许会被你的照片感动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读者知道这个拍摄过程，那份感动还存在吗？！最后贺延光说，我可以容忍技术的拙劣，但我决不原谅一个不诚实的造假者。
　　贺延光一直记得自己看过的一个故事。一个日本的摄影家，在火山快要爆发的时候，所有的百姓都撤退了，但他和消防队员、地震专家待在了第一线。当人们最后找到他的遗骸的时候，把烧烂的照相机打开，竟然冲出了八张照片。从这八张照片可以看到，当火山灰就要把他吞没的一瞬间，这个记者仍然按下了快门。这个故事让贺延光很感动，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摄影记者。
　　后来有人问贺延光，在九江决堤口，在排雷现场，在ＳＡＲＡ病房有没有感到害怕，贺延光坦然地说：“我是个正常人，如果说感觉不到恐惧，那是假话。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偷偷退回去，那不是我的性格，也让我无法面对我的同事和家人。如果一张照片在过了很多年，能让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看见以前的生活，让我们的后代在看见照片的时候说：哦，原来那时候是这样的！那么这张照片就有了它存在的价值。用手中的镜头，真实地反映和记录历史的每一刻，这是摄影记者的职责，更是应有的良知。”